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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海外生活多年，认识了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海外华人，我周围的华人社会好像是一个缩小版的中 国，这里想向大家介绍其中的两位同学，刘同学和王同学，两位人物都用了化名，因为文章目的仅是在讨 论社会现象，不希望有人联想太多，甚至对号入座。 第一节：海外华人刘同学 1982年我在大连外语学院参加出国培训期间，认识了这位刘同学，他与我同级，专业不一样，我后来去了 筑波大学，他则前往日本寒冷北方的B大学。博士毕业后，我漂泊到加拿大、美国，他则留在了日本，举家 加入日本国籍，在日本南部的一所大学任教。刘同学的父亲曾是国民党中统局的一位底层小职员，1949年 遭到镇压，但因其级别太低，够不上枪毙或关押，就被“送交人民群众监督管理”，全家人都由此成了中国 社会的“贱民阶层”。刘同学的童年时代正逢文化大革命，故而他非常凄惨，受尽同学的欺辱和学校的白眼， 所有同学都可以指着他的鼻子说他是国民党特务的狗崽子。刘父对他说，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选对主 子，他人生最大的失败就是站错了队伍，因此，他要求刘同学要永远听党的话、跟党走，不论父亲受到怎 样的迫害，都要永远感谢党的恩情。 刘同学自幼聪明伶俐，智慧过人，不仅学习成绩傲视全校，而且为人非常成熟、老到，不论遭到什么样的 欺辱，他都能忍辱负重。1977年恢复高考，他当然金榜题名。大学毕业后他又成功地考取了公费出国留学 生，是他们学校那一年唯一一位考取了留学生的毕业生，与我同期在大连外语学院集训，然后又一同赴日 留学。刘同学一贯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坚决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时，刘同学这样的“国民党特务 狗崽子”想要入党，半点门都没有。然而到1980年代中期，党的路线是“三个代表”，很多原地主、资本 家都入党了，这使得刘同学心中重新燃起了希望。当时中国驻日大使馆任命他担任B大学的学生会领导职 务，帮助大使馆管理留学生，刘同学受宠若惊、喜形于色，工作热情高得令人啧啧称奇！据B大学的朋友 说，刘同学每个星期都要给大使馆打电话，详尽汇报留学生们的各种动态，以至于留学生们生活中的一些 鸡毛蒜皮的事情，大使馆都了如指掌。而且他总是喋喋不休地向人炫耀自己，说大使馆如何如何地信任 他、重用他，以至于引起B大学的留学生们的警觉和怀疑，不愿和他多来往。 功夫不费有心人，经长期的努力奋斗之后，1987年，中国驻日大使馆终于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他成为了 一名中共预备党员。然而一个人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事情，只有他自己才最清楚。1988年3月，我们一起博 士毕业，按规定必须立刻回国效力，这时大使馆才发现几乎所有的留学生都不愿意回国。众留学生们“八 仙过海，各显神通”，使用各种方法继续留在海外。大使馆向刘同学及所有党员留学生们发出警告，如果 不按时回国，必定开除党籍。刘同学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精打细算之后，仍然选择了留在日本，忘记了他 公开宣称信仰的共产主义理想，抛弃了他为之奋斗多年、刚刚到手的党籍。若干年后，刘同学举家加入日 本国籍，全家人改名换姓，成了真正的日本人。 第二节：平庸之恶 “平庸之恶”的英语原文是“banality of evil”。1961年，德国纳粹战犯、犹太人大屠杀执行负责人阿 道尔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有一位美国记者阿伦特全程旁听了审判。若干年之后，他指出，艾希曼 是一个品行端正、遵守纪律、教育良好的人，他犯下灭绝人性的罪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一直认为自己 是忠于职责，坚决服从命令并严肃认真执行。阿伦特由此分析指出，为恶完全可以是普遍常见的行为，普 通人只要放弃自己的判断力，接受大众观点，从众作为或者从众不作为，都有可能为恶。 前不久我发表了“海外华人刘同学”一文，引起很多反馈，对刘同学的行为有褒有贬，促使我再加几笔。刘 同学是一位为人热情的人，身为B大学中国人学生会的领导，对每一位初到B大学的中国人均给以亲切接 待，让初来者感到祖国的温暖。每年中国留学生聚会时，都是刘同学四处张罗，尽心尽力，给海外中国人 从孤独中带来热闹。刘同学听党的话，跟党走，一心一意要做一名党的好战士。他忠于职守，坚决服从命 令，并严肃认真执行，是大使馆的好助手。他品行端正、遵守纪律、教育良好，获得了日本B大学的博士学位。 像这样一位“品学兼优”的人，如何评价是好是坏？有网友认为，我写的文章对刘同学有贬义，我不太赞同。 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这是一个因人而异的问题，看你站在哪个角度来评判。刘同学每个星期都要给中国 驻日本大使馆打电话汇报工作，这是他自己引以为荣的事情，是他自己向大家炫耀的，是他的基本工作之 一，不对吗？对于他能于1987年在日本加入中国共产党，有的人感到羡慕，认为是对学生会主席辛勤劳动 的表彰；也有的人报以反感，认为是对他从事地下线人工作的奖赏。议论纷纷，褒贬不一。至于他最后竟 然放弃了来之不易的中共党籍，并又加入日本国籍，又使两方面所有的人大跌眼镜，愕然语塞。世界是复 杂的，人是复杂的，我无意评价刘同学的好坏，只是把我看到的事实写出来罢了，有兴趣的人自己来评论吧。 第三节：海外华人王同学 王同学曾经是我在芝加哥时的邻居，他在芝加哥北郊的一家公司就职，过着普普通通的中产阶级的生活。王 的父亲曾是中共领导干部，级别相当高。王从小生活在北京的高干圈里，是一位“根红苗正”的接班人。工 农兵学员毕业后，王曾经在中央党校教授过马克思主义课程，是一位很有水平的教官。恢复高考后，王同 学又转学理工，八十年代末期前往美国中部的D城上学。 1989年春天，北京发生大规模的学生运动，王同学在D城连连组织华人上街游行，声援北京学生，并且从 海外华人手中募集了大批捐款。1989年5月，王同学携带大批捐款，只身返回北京，他鼓动天安门广场附 近的众多饭馆老板，让他们大量地把食品送进广场，免费送给学生，所有费用都由他一人支付。按照他的要 求，众饭馆老板们送食品时都声称自己是自愿免费支援学生的，并且这些支援行动当时都上了报纸和电视。 当然，像他这种“幕后黑手策划者”，当时就被秘密警察发现并跟踪监视。6月4日镇压后，王同学当然很快 就被逮捕入狱。那时他父亲已经过世，但母亲还健在。其母惊闻儿子入狱，勃然大怒，来到当时的最高领 导人邓小平家中，对邓小平大发雷霆，邓连连道歉，以至于第二天王同学就被释放，改为家中软禁。两星 期后，王同学悄然无声地离开北京返回美国D城，从此以后偃鼓息旗，不再参与政治活动。 王同学返回D城后，继续他的学业。毕业后在芝加哥北郊找到一份很体面的工作，移民、结婚、生子、安 家、立业，成了我的邻居。他见多识广，经常来我家高谈阔论，给我讲述了很多我们老百姓不可能知道的 高层领导们的生活故事，还讲述了很多共产主义理论的原本意义，使我眼界大开。他虽然是高干子弟，然 而其观点却与国内正统大相径庭。还记得我在上一篇文章介绍过的刘同学吧？王、刘两位同学同时在我家 作客聊天时，二人时常感到相互间有话不投机半句多的感觉。 刘王二位同学都是我的朋友，他们两人相反的表现很值得心理学家去研究。你把一个人当贵人来对待，从 小给他优厚的待遇，他也有可能最终站在你的对立面。你把一个人当贱民来凌辱欺压，他也很可能对你忠 心耿耿，侍奉终身。撇开政治不谈，列位看官中若有对心理学感兴趣的人，敬请分析一下这两种不同的心态。 后记：根据王同学夫人的口述，我从网上查到了王同学全家与邓小平全家的合影，世上万物，一物降一物， 王同学的母亲的确是一位能够随意出入邓小平家的人物。 第四节：共产主义理论的两个问题 上篇文章中介绍的王同学是我的邻居，他是“根红苗正”的高干子弟，党龄很长，精通共产主义理论，曾在 中共党校教授过共产主义课程。说来似乎奇怪，正因为如此，他反而成为一名批判共产主义理论的人士。 他对我讲述了共产主义理论的两个问题，听起来颇有道理，征得王同学同意，我将其原意转述于此，供大 家评论。 (1) 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该原理认为，人类的社会有阶级之分，富有者和贫穷者属于剥削和被 剥削的关系，两个阶级间的斗争是你死我活，不可调和的。马克思的重要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 来”。动员贫穷者进行阶级斗争，从精神和肉体上消灭富有者。认为如此即能由贫穷者建立起没有贫富差 别的平等社会。然而，当今世界除少数国家之外，绝大多数国家和宗教都不承认阶级斗争理论，而是崇 尚天赋人权，人人平等。认为无论是富有者还是贫穷者，人的尊严及其享有的法律地位是相同的，人类不 可避免存在富有和贫穷之分，但不可以高低贵贱之分。人类应该在一人一票的公平社会里，通过合作机 制，逐步消除贫富差别，推动社会进步。 一百多年的社会实践之后，我们环顾全球，有哪一个国家是通过阶级斗争取得的进步？我们看到的是，甚 至曾经推行阶级斗争的少数国家，也悄然放下了阶级斗争的旗帜，实现了国家的团结与和谐。这说明了什 么？在21世纪一零年代的今天，试问，如果有人还在提倡“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的阶级斗争原理，这 样合适吗？ (2) 暴力革命 马克思主义的另一基本原理就是暴力革命，在国际共运历史上，首先实践暴力革命理论的人是列宁，而首 先反对暴力的人是恩格斯和伯恩斯坦。 暴力革命者认为贫富不均是剥削阶级掌握政权造成的，而剥削阶级绝不可能白白送出政权，因此被剥削者 一定要使用暴力夺取剥削阶级的政权，为此，双方都必须付出鲜血和生命代价。 反对暴力的人认为，暴力革命可以推翻一个不平等社会，但是在流血的基础上不可能建立一个平等社会， 而只能造成更大的社会不平等。暴力革命摧毁国家经济、牺牲人民生命，没有任何正面意义。社会变革应该 采用全民民主的方式，采用和平渐进的方式，才能促进社会进步。 纵观一百多年各个国家的历史事实，暴力革命究竟为人民带来了什么好处？实在乏善可陈。北欧各国通过 和平道路取得社会主义建设成功且不必说，即使是曾经发生暴力革命的国家，例如前苏联、中国、越南等， 也总结历史教训，各自用新思维改革、改革开放、革新开放等方法，证明了非暴力的成就，成功地推进了 经济发展，为国家和人民造就了福祉。在21世纪一零年代的今天，试问，如果有人还在提倡“枪杆子里出 政权”的暴力革命原理，这样合适吗？ 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乃是共产主义理论的两大支柱，也是至今共产主义革命在世界各国倍受冷遇的主要的 原因。如果用历史发展的眼光实事求是地看问题，那么王同学的这一番批判，正确与否？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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